摘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为论题、理论、论据和结论这四大研究要素的残缺，研究要素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的转换不当，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当衔接。 ...
在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研究基本功的改善，又更能释放大数据所蕴含的知识能量，提升法律实证研究对于改善中国法治的真实影响力。
孙笑侠认为以法教义学为特征的法律人思维非常重要和有价值，而苏力则对此持有否定态度，他更欣赏通过社科法学的方式获得可接受的判决结果。关于案件事实上的疑难案件，参见杨宗辉、刘为军：疑难案件的特征及其成因，《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第76-80页。
[17]车浩：摆射击游戏摊，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吗？，http：//www.sohu.com/a/124079343_465600，2018年4月11日访问。如果一位严肃认真的法官没有枉法裁判，但其做出的判决难以让公众满意，那么原因便常常被归咎为该法官僵化理解和适用法条，即法条主义。按照上述思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效果，因为倘若社会效果没有客观性，那么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否认存在所谓社会效果。第二，法教义学反对过度夸大法律的不确定，主张司法裁判的法律(规范)属性。而当法律没有紧急出口之际，这种难办案件则可能促使或推动相关立法机关立法或修法的行动。
前者主张的是从裁判规则所预测的结果，而后者主张的是社会效果。法盲们对一个案件结果的外在判断，也许会以不理性甚至偏激的方式表达，但是其根据社会文化传统和各种个人经验作出的判断，未必就会比专业法律人差，而法律人通过理性化的论证和推理手段却可能辩护着一个个成问题的判断。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那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从制度上为效率创造提供条件。
[21]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共政策》，第75页。从历史上看，法治是大国崛起的持久动力，世界上公认的大国相继崛起都离不开法治的创新与推进。[20]因此，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理解创新活动的根本，其中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至关重要，稳定而有效的产权法律制度的激励和保障，使得人们对自己的发明创造成果就具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所有权，就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发明创造的热情和投入，发明创造成果就会呈非线性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并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只有在具备一整套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规则)时，储存于千百万不同大脑中的有用知识才能被开发出来，才能成为人们的最佳能力。因此，这只能通过人的实施来间接地做到。
科斯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并具体分析了法律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44]江平：《大国崛起靠经济，但长久维持靠法律》，《南方周末》2011年1月13日。
[3]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制框架》，陈炜恒译，《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24]周佑勇：《抓法治，就是抓经济发展》，《新华日报》2015年6月26日。在经济新常态下，各地政府要充分重视和加强区域法治各个环节的建设，如在立法建设方面，要求善于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充分运用法治激励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区域社会主体创新发展的热忱，使区域社会活力竞相迸发。[29]我们今天要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创造和维护自由与秩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要依法继续放开市场无形之手，法治创造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创造财富，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交予市场，让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为市场潜能的最大化发挥保驾护航，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事项，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不应干预，法治为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注入润滑剂和保护层。
[2]即便如此，法治的竞争力也不是无法考量的，波斯纳认为：还是存在经验性的证据显示法治对于一个国家的财富以及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强调了如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竞争意义，制度经济学家则强调了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制度性因素，科斯认为，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家所给出的重要结论。[41] 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财富报告》认为，法治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其研究结果表明，无形资本一项就占78%，远超过自然资本的4%以及生产资本的18%，而其中法治程度可决定一个国家57%的无形资本价值，法治指数每提高一个数字，低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总值就可以增加100多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总值可提高逾400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更可提升近3000美元。[26]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52页。
随着当代经济学和法学的发展，人们也愈来愈重视对于法治的经济竞争功能的研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是求证法治核心竞争力问题的重要分析框架，因为法律是其制度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部分。笔者以为，这一理由并不能否定法治核心竞争力命题，因为法律对物质世界的作用效果本来就是间接的，诚如英国法学界阿蒂亚所言：法律本身不能盖房子、不能防止事故的发生、也不能制止通货膨胀。
三是通过法治建设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经济新常态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应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和现实任务，在‘经济新常态之下，不仅要继续坚持经济基础对法治的决定地位，而且要更加突出法治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
法治通过对权利、义务的有效安排和实施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益，创制和实施有效率的法律就可以成为经济效率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将效率作为法律市场追求的目标，就是将法律作为优化配置权利、义务等资源的函数变量，通过法律创新，满足法律市场主体(国家、组织、个人)的最大需要和利益。[6]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克劳德•梅纳尔：《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刘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创新可以自然演进，但那将可能是缓慢的和渐近的，关键是要把握驱动创新的深层次推动力，而不能停留在创新活动本身。[36]公丕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6月6日。我国近年来推进简政放权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但政府仍然有进一步放开管制的空间。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一些省市相继提出使法治成为本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上海市提出使法治成为城市竞争力核心标志，江苏省提出使法治成为江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广州市提出让法治提升广州核心竞争力，等等。
而且，作为竞争方式的制度是一种资本形式，这种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会影响经济增长，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要上的效能。[34]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区域竞争必须聚焦法治这个核心竞争力，以法治第一保障更好服务发展第一要务。
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指向就是要改变以往那种高投入、高能耗所带来的高速度、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正在衰退，以前依靠粗放型方式以及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更加注重经济品质和经济效率的提升，这就需要法治引领和保障经济结构和动力结构的调整以提高经济效率。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走势充分证明了法治的巨大激励作用，当年安徽小岗村承包制的实施就是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民间范本，后经国家的法律予以确认和推广成为法治文本，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竞争力。
[30]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3页。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如果这种放缓趋势一直持续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这就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予以避免。
[22]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10]江必新：《建设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法治》，《中国领导科学》2016年第3期。[13]钱弘道：《法治是无形的财富》，《钱江晚报》2008年8月26日。[4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而提升法治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国际法治环境，不断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法治软实力。
传统经济学认为，技术的变化被视为内生的，并被认为是社会成员在发明与创造上投资的结果，[18]这样看来制度的影响是不存在的，技术进步似乎是无代价的和自发的。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
[38]陈志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20]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7页。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经济大国应该是也必然是法治强国。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诺思的结论是，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39]当代中国正在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高法治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只有法治国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国，[40]此所谓国无常强，无常弱。经济新常态就是当代中国经济正在从以前的非常态快速发展回归到经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常态发展轨道上来，所有经济活动都应当更加遵循常态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同样适用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式，进入经济新常态就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和环境。【期刊名称】《求是学刊》【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经济新常态 法治 。通过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激励创新的自然生长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政府的制度性驱动即通过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也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对法治竞争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法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正义与秩序，更应该聚焦效率与市场，法学是正义之学、更是‘强国之学，[1]法治应该成为引领、促进和保障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杠杆，要为经济新常态的健康发展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因此，我们可以视共同体的制度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
从法的创制角度看，如果一条规则阐明了内在化规律或者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这条规则就是在实体上有效率的。一个国家的法治质量从根本上决定其竞争力的高低，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决定市场交易规则环境、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
法治竞争力同样最终也落实到经济绩效上，诸多法律的完善都显示出其制度绩效功能。因此，不同的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之间在法治认知和法治适用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是不平衡的，这样在不同主体间就形成了法治适用状态水平的可比较性和可竞争性，其中高度重视并科学运用法治各环节功能的主体能够使得法治成为其促进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种法治功能优势的充分发挥就形成为某个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竞争力，由于这种法治竞争力与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竞争要素的竞争能力相比显得更加重要，因而法治就能够形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